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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楼#
发布于：2015-02-06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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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5-02-02 18:02
不错，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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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楼#
发布于：2015-01-20 1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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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楼#
发布于：2015-01-17 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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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5-01-13 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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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楼#
发布于：2015-01-05 2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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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楼#
发布于：2012-04-05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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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8楼#
发布于：2012-03-26 09:12
财产权处置应有程序
从重庆的打黑行为可以观察到，那里施行了一项主要涉及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刑事司法政策，而对这些私营企业家及其企业的涉黑资金处置存在着不透明、缺乏外部监督等问题。在此过程中，对私有产权的侵害时有发生，其直接后果是，可能存在变相剥夺非公有制经济中的私营经济和相应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家财产的现象。 重庆第一大私营企业家、“身价数十亿元的地产富豪”彭治民因涉黑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身价第二的私营企业家、拥有“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接管；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被判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不仅重庆三位最富有私营企业家在打黑中倾家荡产，还有一批排名前列的重庆企业家在打黑中也被没收全部资产，但这些资产的处置存在瑕疵。 2010年9月《重庆日报》报道，重庆“打黑”共摧毁14个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364个，查扣涉案资产29亿元。不过，涉黑资产的处理近乎“密不透风”，即使是当事人亦难明就里。 据《财经》记者调查，在查封和扣押环节，作为主导者的公安机关缺乏外部监督；在执行环节，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财产刑执行，涉黑当事人和亲属的合法财产权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有的甚至连知情权都没有，使得在这场“打黑”运动中，如何保护当事人“财产权”成为待解之题。 2010年最高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强调，财产刑由第一审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刑事诉讼法第220条规定，没收财产的判决，无论附加适用或者独立适用，都由法院执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会同公安机关执行。但在2010年，重庆市高级法院下发通知规定，在“打黑”资产的执行中，除现金由一审法院执行外，相关不动产、股权执行均转由重庆市公安局负责。在现实情况中，虽然包括公安部门在内的政法机关早已启动“收支两条线”改革，但在不少地方，按比例返还收费和罚没收入，仍是普遍现象。 重庆积累资产最多的一批私营企业家被定罪判刑，他们所属企业财产被处理的具体方式及其具体归属，或许是打黑型社会管控方式的直接展现，遗憾的是，当事人及公众对这些处理方式细节的知情权却被漠视。 从客观结果上说，破坏法治，对投资环境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重庆在硬件方面的建设有目共睹，但是制度环境上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当地不少私营企业家进行海外移民和将私有企业资产转向海外，同时也使徘徊的潜在投资者远走高飞。也就是说，社会管控型打黑，既不能从法治上依法治理社会，因为其有违反宪法之举；也因其增加了制度上的不确定性，使商业活动的风险加剧。 法权平衡不能打破 根据宪法，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部门负责。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在重庆的社会管控型打黑中，恢复了一些早年采用过的公检法三家变相合署办案的违宪做法。三家相互配合不相互制约，变相合署办公，甚至搞“大三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未审先定，让审判走过场。例如李庄案在庭审过程中透露出来，审讯时有警员说抓他“是开了大三长会议决定的”。 突破法治底线，破坏法治的一个显著后果是，法院不得不放弃应有的独立性，放弃对侦查、检察机关的制约，间接或直接配合公安部门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起诉，给被告定罪科刑。其中后一种做法是违反宪法的规定和精神的。宪法第123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宪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权力集中到了危险的程度。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指出：“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而在推进这一管控方式的地域的公共生活中，可以看到的是，权力主要集中于个人，人大等制度上的权威组织较少发挥作用。无论从党委集体领导角度看，还是从人大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和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角度看，这些现象的出现，都意味着维持宪法、法律实施所需要的法权平衡完全被打破了。 推行社会管控型打黑，还会造成十分明显的“寒蝉效应”。 所谓“寒蝉效应”，是指民众害怕因为言论遭到公权力组织或权力人物施与的刑罚或其他形式的惩罚，从而不敢或不再发表针对公权力组织处理公共事务的批评性言论，就像蝉在寒秋必然噤声一样。 由于黑社会定义模糊，惩治黑社会犯罪极易进行株连，以及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行为制约不足，社会管控型打黑容易形成“寒蝉效应”。 重庆曾把可能在审判时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被告证言的证人秘密关押起来，如李庄律师的助手马晓军律师和他妻子被非法拘禁等；还曾把被追诉人家里有发声能力的家人抓起来，使其家族在其丧失人身自由期间无法为其申辩，如文强的儿子、樊奇杭的姐姐、李俊家的多名亲属。此外，重庆市民方洪发讽刺微博被劳教一年，方洪的儿子、妻子、女儿相继“被失踪”，律师因而无法介入。 “寒蝉效应”下的“多数人”应该明白，他们的“安全感”有所增强，是以牺牲虽占少数但绝对数很大的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代价的。更重要的是，按这种方式，“多数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变为人身自由、财产权利被非法剥夺的“少数”。 以改革方略解决问题 客观地评价，重庆的过去几年把握住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出矛盾。首先，重庆意识到社会贫富差距在增大；其次，重庆意识到社会官民对立在加剧，普通百姓对于为官者阶层中存在的媚上压下、贪污腐化、享有种种特权的现象痛恨，在不少普通百姓中产生了仇官仇富的情绪。 面对中国社会的上述病症，重庆开了三剂药方：“唱红”“打黑”“共富”。有学者曾说，重庆是把对了脉，开错了药方。因为重庆看到了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背离历史潮流，不是用往前走而是用向后退的办法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唱红”，其实肯定的主要是一些传统因素，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贬低或否定了符合国情的有价值要素。比如，在现行基本经济制度中，只有公有制、按劳分配是“红”，私有制经济和按资本分配是“黑”，唱“红”不可避免会打倒“黑”。这不仅是理论逻辑，也是重庆过往几年出现的事实。 至于“打黑”,这顺应了一些普通百姓仇官仇富的心态。“打黑”如果依法办事，不伤及无辜，当然是好事；但如果“黑打”，后果就完全不同了。 至于“共富”，那更是好主张，所有中低阶层都会拥护。但是，重庆在这方面也出了问题：在理论上，他们没有说清楚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将面临共同富裕的命题并寻求解决之道，而不可能以激进的方式一蹴而就实现共同富裕；在实践中，他们变相地在新时期用明显具有“黑打”嫌疑的方式搞“打土豪分田地”，从而背离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实际上，重庆社会管控型打黑之深层实质，是以权力意志和强力部门的结合为基础来形成与宪法规定的方式不同的财富分配或再分配方式。 要解决好中国现有的、重庆已经注意到的主要社会问题，只能走与重庆过去几年运动方向相反的路，即不是往后退，不是在历史已经证明失效的武库中寻找武器，而是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大步向前走，建立适合社会发展阶段的限制公权、保护私权的法治格局。我以为，其中最紧要的是做三件事： 1. 逐步实行直接的、竞争性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和国家机关重要公职竞争性选举制度； 2.以实现审判独立为核心目标,采取重大措施提升国家审判机关的政治法律地位和审判公信力,同时以独立的司法来改变各地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情况； 3.推进一系列改革以推进共同富裕，包括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公民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自由竞争，创造财富；同时，政府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有效利用公共财政，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合理进行收入再分配；还有政府应适度放松社会组织管理，鼓励民间慈善和公益行为，实现公民互助，以改革使全体公民共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作者为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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